摘要：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干部监督管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实践中长期面临一个尴尬局面——审计人员擅长查问题、算细账，却难以对领导干部的履职成效作出精准评价。本文系统梳理了经济责任审计在评价环节面临的“合规压倒绩效”、“主观替代客观”、“历史与现实难以切割”等难点，在此基础上，立足治理实际，构建了一套以履职绩效、履职规范、履职能力为三大支柱的量化评价框架，并提出责任归因校正、智能工具辅助、复合团队组建等落地路径。研究认为，只有让审计评价从“模糊画像”走向“精准刻度”，才能真正发挥其在干部选任和治理决策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 基层实践 量化评价 治理赋能
一、引言：经济责任审计评价能力滞后已成为制约审计监督效能提升的普遍性瓶颈
自2019年《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修订实施以来，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框架日趋完善，审计覆盖面持续扩大，年均项目数超7万项。但制度供给的完善并未同步转化为评价能力的跃升——审计人员往往能够熟练查出财务收支违规、项目建设程序缺失等问题，但在回答“这名干部干得怎么样”这一核心命题时，却常常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窘境。
这一“重查轻评”的困境，其根源在于评价理念与方法论的滞后。传统审计思维长期将“合规性”视为唯一或最高目标，形成了“发现问题即完成任务”的路径依赖。然而，在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早已超越了“不出事”的底线，转向“干成事、干好事”的高线。审计若不能对此作出回应，其政治功能与治理价值将大打折扣。
调研显示，多数组织人事部门反映现有审计结论“问题清晰但画像模糊”，难以直接用于干部选拔任用或绩效激励。某县委组织部负责人坦言：“我们拿到的审计报告，能清楚知道某位干部‘踩了哪些红线’，却无法判断他是否是一位有战略眼光、能带领地方突破发展瓶颈的优秀领导者。”这种评价能力的缺失，不仅削弱了审计的治理价值，还可能产生逆向激励，抑制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因此，亟需构建一套植根于中国政企治理语境、贯通公共部门与市场主体、以可比数据为支撑的科学化、结构化评价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审计职能从被动的“经济体检”向主动的“治理诊断”乃至“人才甄别”的战略升级，真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慧眼”与“引擎”。
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面临的四重现实困境
尽管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审计在对象属性上存在差异，但在评价环节所面临的困境高度趋同，集中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合规指标“喧宾夺主”，发展实绩难以入账。
在现行审计评价惯性中，“有没有履行程序”、“符不符合规定”往往占据主导权重，而对“发展质量怎么样”、“民生改善实不实”的考量则相对弱化。例如，在评价某平台公司负责人时，审计组详细列示了其工程项目招投标环节的3处瑕疵，却未量化该公司同期承接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满意度达92％、新增融资成本下降1.5个百分点等经营成效；在对某行政首长的审计中，大量篇幅用于核实“三公”经费是否超标，却对其任内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率、营商环境排名变化等关键发展指标避而不谈。导致合规性遮蔽发展性，审计画像严重失真。
（二）主观判断替代客观标尺，同类项目结论迥异。
评价结论多依赖“基本履行”“有待加强”等模糊定性表述，缺乏统一、可比、可验证的量化基准，影响结果公信力。这种主观性使得不同审计组、不同地区出具的报告难以横向比较，也为后续的责任追究和结果运用埋下争议。例如，在对两家同样实现营收增长10％的县属国企负责人进行评价时，甲组主审认为“增长主要靠历史积累，缺乏新业务突破”，给出“一般”评价；乙组主审则认为“在行业下行期实现增长实属不易”，给出“良好”评价。同一表现、两种结论，暴露出评价标准缺失带来的随意性。
（三）历史包袱归责困难，继任者“背锅”现象普遍。
未能有效剥离历史遗留问题、宏观政策调整或市场周期波动等外部因素，易将非现任责任简单归咎于被审计对象，归责失准。例如，某国企前任领导任内盲目扩张形成巨额债务，现任领导虽已全力化解，但因其任期结束时负债率仍高，便被简单定性为“债务管控不力”，显失公平。
（四）审计话语与用人需求错位，报告“入库即尘封”。
审计队伍知识结构偏重会计、法律，对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战略管理等跨领域分析工具掌握不足，面对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新业态、新模式，传统审计方法显得力不从心，制约深度评价能力。审计语言（如“问题清单”）与组织部门的人才决策需求存在显著信息鸿沟，成果转化率低。组织部门需要的是关于干部“德能勤绩廉”的综合画像，而审计报告往往提供的是“A存在预算执行不到位、挤占挪用，B有项目建设管理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语言体系的不对接，使得审计成果难以嵌入干部选任的决策链条，导致审计报告年年收，但真正用到考察谈话里的，十不存一。
三、体系构建：“三维一体”量化评价模型的设计逻辑
针对上述困境，我们尝试构建一套契合实际、以量化数据为支撑的评价框架。框架由履职绩效、履职规范、履职能力三个维度构成，权重分配经征询约20位审计骨干及组织部门意见，采用层次分析法测算，初步确定为40％、35％、25％。（可根据对象层级动态调整）
（一）履职绩效维度（40分）——回答“干得怎么样”。
聚焦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政府领导干部侧重评价：经济综合实力变化（如地方税收增速、规上工业增加值率）、民生投入产出效率（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得分）、绿色发展成效（如单位GDP能耗下降率）；国企负责人侧重评价：资产运营效益（如净资产收益率、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市场拓展能力（如市、县外业务收入占比）、社会贡献水平（如税收贡献、就业岗位增加数）。
（二）履职规范维度（35分）——回答“走得正不正”。
重点考察权力运行与风险管控情况。共性指标包括：“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执行合规率、预算执行偏差率、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率、廉洁从业情况。个性差异体现在：政府侧侧重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惠企政策落实到位率；国企侧侧重投资决策程序的规范性、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
（三）履职能力维度（25分）——回答“后劲足不足”。
着眼治理潜能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政府侧重点：改革攻坚能力（如营商环境评价排名变化）、应急处突效能（如突发事件响应速度）、队伍培养成效（如年轻干部选拔培养数量）；国企侧重点：创新投入强度（如研发经费占营收比重）、战略执行能力（如新业务板块培育进度）、人才梯队建设（如核心骨干流失率）。
（四）指标差异化的基层实践示例。
以某县2025年试点评价为例，不同类型干部的评价侧重明显不同：
评价维度 | 具体观测点（示例） | 乡镇党委书记权重 | 县属国企董事长权重 | 数据采集渠道 |
履职绩效 |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 10％ | — | 财政部门 |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 — | 12％ | 国资监管机构 | |
政府债务率／企业资产负债率 | 8％ | 8％ | 财政／财务部门 | |
群众／员工满意度 | 7％ | 5％ | 第三方测评 | |
履职规范 | 重大决策程序合规率 | 10％ | 10％ | 会议纪要比对 |
重点项目达产率／投资回报率 | 8％ | 10％ | 发改／项目部门 | |
审计问题整改完成率 | 7％ | 7％ | 审计整改台账 | |
履职能力 | 营商环境排名变化／客户流失率 | 6％ | 6％ | 营商办／营销部门 |
新引进项目／新业务贡献度 | 5％ | 7％ | 招商／战略部门 | |
重大风险事件处置效率 | 5％ | — | 应急管理部门 |
该模型强调“一企一策、一地一评”，通过建立动态指标池与智能权重算法，确保评价既具科学性又富针对性。例如，对处于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可适当提高“创新能力”指标权重；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则应加大“转型发展”和“民生保障”指标的考量。
四、落地路径：让量化评价从“纸面”走向“实践”
（一）建立责任归因的“三分离”机制。
针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特点，探索建立责任认定的技术规程：一是基准线分离，以干部任职时点数据为基准，重点评价增量贡献；二是宏观因素剥离，剔除因上级政策调整、行业周期波动等不可控因素带来的影响；三是历史包袱分摊，通过建立“旧账清单”，界定现任的化解责任与新增责任。以评价某县属国企负责人为例，审计组首先锁定其上任时企业已连续三年亏损，其次剔除因原材料价格普涨导致的成本增加因素，再次识别由其前任决策失误造成的3个亏损项目，最终重点评价其任内新拓展的市场、引进的技术团队以及建立的成本管控体系。归因后的评价结论，更能反映其真实履职成效。
（二）开发适配的简易评价工具。
针对审计力量薄弱、信息化基础参差不齐的现实，建议由省级审计机关牵头，整合财政、统计、国资、税务、市场监管、人社等多源政务与商业数据，构建一个集“数据采集—智能对标—风险预警—报告生成”于一体的数字化评价中枢。该平台应具备强大的数据清洗、关联分析和可视化能力，为主审人员提供客观、全面的决策支持。
（三）打造“审计＋治理”复合型团队。
现阶段审计人员多为财务、工程背景，对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公司治理等领域相对陌生。为此，我们尝试：一是短期补课，邀请发改、经信、国资等部门业务骨干讲授产业政策、项目谋划等实务；二是混合编组，在重大项目中吸纳行业主管部门人员、第三方评估机构专家参与评价；三是实战练兵，选派审计骨干到经济管理部门、国有企业短期跟岗学习。2024年以来，笔者所在县审计局已有2人参与“双向挂职”，评价视角明显拓宽。
（四）打通评价结果运用的“最后一公里”。
量化评价的价值，最终体现在用得上、用得好。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协商机制，审计机关定期向组织、纪检、国资部门提交评价结果及等级建议，共同研判干部履职情况；二是明确挂钩场景，将量化得分与干部年度考核评优、国企负责人绩效薪酬、后备干部培养名单等直接关联；三是形成反馈闭环，组织人事部门定期向审计方反馈评价结果运用情况，推动指标持续优化。
五、结语与展望
构建并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可量化评价体系，是打通审计监督“最后一公里”、释放其治理潜能的关键突破口。这一探索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推动审计从“查错纠弊”的监督工具，逐步转向“识人育人”的治理资源，从“问题发现者”升级为“价值识别者”与“治理促进者”，更能为新时代选贤任能提供客观、精准的数据支撑，有效破解“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干多错、少干少错”的治理难题。
展望未来，随着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该体系有望迎来更深层次的变革。一方面，通过实时接入物联网、卫星遥感等新型数据源，可实现对履职绩效的动态监测与即时预警；另一方面，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可对领导干部进行更为精细的个性化“数字画像”，预测其在未来复杂环境下的履职潜力。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迭代，更是治理理念的革新——从“秋后算账”走向“过程引导”，从“事后追责”走向“事前赋能”。经济责任审计，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
［2］张龙平，李璐．政府审计结果运用的梗阻与疏通［J］．审计研究，2018（5）：24－31．
［3］审计署审计科研所．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R］．北京：审计署审计科研所，2020．
